王升远以日本文学家尾崎士郎面对战后追责的自我辩护为例，深入剖析了战时及战后极端政治文化语境下文学家的政治选择与应对措施。1946年，美国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要求将“以文笔、言论，对好战的国家主义和战争展现出积极态度的代表性人物”开除公职，尾崎士郎因在其作品中发表战争相关言论被列入开除名单。名单公布后，尾崎士郎多次申诉，表示自己仅仅是在国家直面命运存亡的危机之际履行国民应尽义务，他在战后也一直在进行自我反省，但并未发现自己有被开除公职的理由。1950年，尾崎士郎的开除公职处分被解除。

王升远认为，尾崎士郎的申诉有诡辩之嫌。一是极小范围内的“反军”举动不能等同于反战，况且尾崎士郎的“反军”并无实据；二是战后反省与战时罪恶之间难以构成相互抵消的关系，自我反省是战争责任问题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在尾崎士郎的自我辩护过程中，所谓自省似乎只意味着在外部道德、舆论、法律压力倒逼下的空心化、去责任化、化被动为主动的防卫姿态，欠缺了面对历史反躬求诸己的真诚。

互动环节，王升远就日本战后反思文学等与师生们进行深入交流。

本次讲座是湖南大学岳麓讲坛第951期，由教务处主办，吸引了全校300余名师生到场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