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9日晚7时，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升远做客由湖南大学教务处主办的岳麓讲坛，作了题为“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与生命：战争史叙事中消失的日本‘人’”的精彩线上讲座。

王升远教授现为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讲座教授，上海市曙光学者，兼任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王升远教授近年来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课题等多项，在《外国文学评论》等CSSCI源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著有《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译著有《近代日本的中国观》。

战争的黄沙在和平年代亦未散去，中华民族的记忆中铭刻着那段浸透了血泪的历史。1945年8月15日，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宣告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以失败告终。关于日本侵华战争，可供探讨的内蕴还很深远。王升远教授从日本“人”的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历史，从微小的个体记忆进入宏大的历史叙事，深入探究日本战争叙事中的思想史内涵。

一、战争史叙事中消失的“人”

王升远教授提出：“战争史叙事中的‘人’在宏大叙事之中被动地消失了。当人们学习日本战争史时，他们学习到的是具有概括性、整体性的宏大叙事结构，其中缺乏个体的存在和体现。”宏大叙事框架下所遗留的空白，正蕴藏着过去史学研究中甚少聚焦到的具体的人和事。“如果对历史、文化问题的认知和理解无法深入到历史深处的细节层面以及历史叙事的褶皱区，则往往只能看到浮泛的皮相，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深层骨相。”王升远教授的分析深中肯綮。

 宏大叙事在公共记忆的确立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这也意味着宏大叙事对整体结构的关注远胜于个体。而宏大叙事构式的弊端，在于单以笼统的主义、思潮和口号来回应历史及文化问题，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民众的异域猎奇心态以及民族主义情绪，但在“知”与“识”的层面难以基于既有认知有实质性的推进，对历史空间想象力的增进亦无裨益。

二、日本帝国并不只有一副面孔

在长久的大众传播过程中，脸谱化的“日本帝国主义”认知轻易地占据了主流。实际上，单一的视角无法窥得全貌，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杂性与其内部政治权力结构以及政治博弈的错综多变密切相关。

日本军队中存在着国家和个人生活追求的矛盾冲突，普通日本国民成为权力斗争中渺小又关键的角色。当时征兵制大行其道，普通人家难以抗争，因此有观点认为，日本人在战后不愿承认战争责任与征兵制度有关，许多日本士兵认为参战与杀戮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国家的命令。其次，帝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和军队内部的阶层问题也不容忽视，多重利益与冲突的交织使得帝国主义的走向充满更多不确定性。

茶本繁正等人的研究显示，日本兵的战争体验和战争记忆会因为服役地点、军中任职、服役年龄等因素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显然，“战中派”与“战后派”的战争经验存有差异，前者的经验源于亲身经历，后者的经验则源于对战争后遗留的精神创伤的理解与想象。“战中派”与“战后派”之间横亘着战争的鸿沟，两代人的战争经验难以贯通，导致战争体验如何经验化成为当下一个难以解决的议题。

三、知识人的境遇与抉择

日本文化人参与战争报道的历史是有迹可循的，除了战时新闻报道、战争文学与国策文学的创作，还有许多人从幕后走上前线。军队内部阶层的矛盾在文人群体中更为明显，军人地位显赫之下文职更显位卑。帝国大学生从前可以享受征兵缓期的特殊待遇，但在战争后期，因兵源短缺，日本政府强化了对知识阶层的征兵力度。一夜之间，学生和知识分子被送往战争前线，而政府对征兵制的改革却受到了广大普通民众的欢迎。王升远教授解释道：“这是因为‘不幸的均沾’的心态在战争时期普遍存在，‘别人的不幸中有蜜的味道’。”

随之而来的疑问是，日本当时的文化界和思想界难道没有“反战”的声音吗？其实“反战”之声一直都有，只是力量极其微弱。当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及政党政治遭到军方的严酷打压，“反战”的声音也为公开出版物所不容，人们只能转向“抽屉写作”。日本著名学者小熊英二，以他和父亲小熊谦二的交谈为基本史料完成了《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一书的撰写，探讨了历史中个体身上的时代烙印。王升远教授指出，这本书展现了战时日本底层人民的一角，重建了面对历史的临场感和温度感，是窥探二十世纪日本历史的一扇窗口。

讲座结束之际，王升远教授耐心细致地解答了同学们的提问。其中关于“如何探求历史的真实”，王教授表示，历史真实可以通过历史事实的搜集以及逻辑的推理来不断逼近，历史的多面性则需要理据的支撑和理解的多元。王升远教授的讲演以广博深邃的学识引导同学们去触摸历史的温度，感知战争中具体真实的生命与人性，对于纷繁复杂的历史也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考。